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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电影市场很是热闹，《唐人街探案3》（以下简称唐探3）、《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等七八部电影在大银幕上展开了“激烈厮杀”。

应该说今年的几部贺岁影片，都还不错，让观众们都过足了瘾，毕竟去年这会大家都宅在家里，郁闷得很呢。

不过看电影嘛，光看个热闹肯定是不行的。很多电影现在都会埋一些很深的梗，如果仅仅是走个过场，这张电影票未免也太浪费了不是？

唐探3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细细琢磨的电影。本该去年春节上映的唐探3，足足压了一年。作为一部兼具日本人文推广作用的电影，唐探3在镜头间介绍了很多有关日本的风土人情，搞得笔者还真有点马上就定机票去过看一眼的冲动（不过疫情之下，咱还是先消停会。）。

影片开始，一直到法庭这段戏，基本都是搞笑路线，这个设置，我在2018年唐探2的时候就领教了。所以基本是该乐就乐。

但是法庭这段戏，却让嘻嘻哈哈的我一时沉默了下来。周遭的观众，也变得安静了。

这段戏是这样的，秦风和唐仁终于排除万难，找到了幕后真凶——小林杏奈，眼看就要洗脱罪名的渡边胜却一反常态，将所有罪责全部扛下，这一重大反转，终于牵出了电影的最后一个历史梗——遗华日侨（日本遗孤）。

作为一部如此大体量的贺岁喜剧，同时也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IP，导演把最后的底，留给这段历史，让它有机会被亿万观众了解，所展现出的价值追求和民族情感，是超出了期待的。这也让《唐人街探案3》的格局，更提高了一个维度。

虽然这个片段在电影里仅仅数分钟，但在中日关系史，确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要说清遗华日侨（日本遗孤），我们得从1945年8月侵华日军战败投降开始说起。

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前，日本便谋划向中国东北地区（伪满洲）移民，以驱逐沙俄势力。日本于1901年成立黑龙会，其目的便在于通过垦殖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正式从其本土向中国东北移民。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决议了“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该计划打算在1936年-1951年，将500万名日本人移居至中国东北。在此同时也推出了要建造100万户移民住所的的计划。日本政府在1936年时将2万名举家移民者送往中国东北各地，1938年-1942年之间，又陆续将20万名农业青年送到中国东北。

此外除了开拓团外，还有大批日本军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也纷纷移居。

二战末期，因侵华日军丧失了在黄海与日本海的制海权、制空权后，这项移民计划无法继续推进，宣告终止。截至1945年底止，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移民人数达166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

中国历史学者对这些所谓的“开拓移民”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不穿军装的侵略者”。

1945年8月，二战进入到最后关头。1945年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苏军兵分多路。，越过国境线，进入中国东北，与盘踞于此的日本关东军展开激战。虽然多年的宣传，关东军如何了得，但在强大苏军的凌厉攻势下，兵败如山倒。

关东军在战争来临之际，发动“全民动员”指令，紧急征召18-45岁的所有开拓团男性，参加作战。而留下老人、孩子和妇女留守。在激战撤退时，关东军对外封锁兵败的消息，只是将自己的军队和军属安排撤退，而那些开拓移民们则只能靠自己的双脚，慌不迭地逃向大连和丹东等靠海的港口地区。

据统计，二战后遗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伪满洲国）的日本人人数庞大，超过150万人。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有8万余人因饥饿、寒冷、瘟疫等原因丧命。 1945年冬季过后，仍留存有145万人，等待遣返。

1946年起，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军三方的合作下，中方开始遣返遗留东北的日侨。绝大部分日侨顺利回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陆地区尚余4万余名日侨没有遣返。此时人民政府开始委派中日民间组织继续组织遣返剩余日侨。

至1957年时，共计17船次，2万6千多名日侨遣返回日本。

1950年时，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滞留者统计是26492人，直至1958年还有22187人。

1955年，中國紅十字會回覆日本在華遺孤——中島幼八生母中島女士的回函

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在中国没有任何消息的未归还者宣告为战时死亡，对家人发放三万日元吊慰金，并取消其户籍。日本政府此举，给日后确认日侨身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90%多的日本侨民被安排遣返了，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就是一百多万日本人拉家带口地往南边逃跑时，一路上还有很多日本小孩被遗留下来。据统计，大多是因为孩子年幼，或刚刚出生。在逃难路上的日本人父母无力养育，无奈之下，央求路上遇到的中国人收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本遗孤的由来。

池田澄江，中文名：徐明，她是第一个以独立身份获得日本国籍的日本遗孤。她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她的亲生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军人，母亲是随军家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徐明的父亲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西伯利亚。母亲只好带着5个孩子颠沛流离地逃难，最后来到牡丹江市日本难民收留所。徐明是最小的孩子，当时仅10个月大。母亲已经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奄奄一息。

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她母亲背着婴儿，走到街上，看见路过的中国人就哀求人家收养她的女儿。一位姓李的木匠收下了这个孩子，后又转送给维新市场大院里不能生育的徐姓夫妇，一对40多岁的中年人，孩子取名徐明。

据统计，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侵华日军撤退和遣返过程中，像池田这种被遗弃在中国、由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遗孤有3000多人。

无论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中国养父母们都给予了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日本遗孤尽可能的关爱和照顾。徐明9岁以前，家境还比较殷实，养母总给徐明买新衣服，把她打扮的干干净净。9岁以后，养父生意失败并欠下很多外债。徐明和养父母搬出原来的大院，生活条件也一落千丈。但就是这样，养母也没有让孩子落下学业。养母虽然不识字，但仍会盯着徐明把每天的作业做完。到了春节，为了让孩子穿上新衣服，养母还把自己的黑缎夹袄改小了给徐明穿。

但生活的困苦仍是一波一波的压来。养父因为欠债太多跑路，养母和徐明每天都被债主堵门。养母心中烦闷，生出了轻生的念头。但连续三个晚上，看着熟睡中的徐明，心中不忍，觉得自己一走了之，徐明却无人照看，实在是放心不下，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咬牙把生活过下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遗孤问题的解决也提上了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第一类是现在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又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均属于日本籍残留日本人。这一类主要是当年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陆续送到东北。这些女性，也包括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中国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死亡，大部分女性在之后为了生存而进入了当地人的家庭，并在此后以东北地区为家。

第二类则是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拥有中国国籍的则属于“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日本遗孤基本上属于第二类。

一开始，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日军从中国撤退和遣返期间被中国人收养，且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也就是第二类），对他们发放日本国籍和援助回国，而十三岁以上的、如是为了生存或自愿加入中国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则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视为“残留妇女”，不发放补贴援助，不予归国。1993年，该差别政策被取消，遗孤和残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

1985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一套针对遗华日侨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遗华日侨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均拒绝做“身份担保人”。一些日本人迫于压力，并不希望与遗孤相认，毕竟遗孤多为长子，可能会瓜分家产，而且很多日本父母也有了新的家庭。

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限制遗华日侨归国时，只有与日本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一同取得国籍，而那些被收养的遗华日侨的养子、继子则被排除在外。由于有十位不符合规定的日本残留妇女在回国后被扣留在日本机场，引起了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

迫于国内压力，1995年日本政府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国家将承担遗华日侨的回国事务。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1972-1995年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

然而，这些日本遗孤归国后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有一个日本遗孤说的很到位：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日本式的，但我们的思想却是中国式的。

由于日本遗孤长期在中国生活，与日本社会分离，中国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又未能掌握日语能力和习惯日本的生活，因此不少人在回国后都丧失了再劳动能力。据统计，65%的归国日本遗孤只能靠接济金生活。

同时由于歧视和财政负担，不被日本家庭接受，也造成了日本遗孤与日本家庭的隔阂。很多日本家庭拒绝援助日本遗孤，使他们的生计很艰难，每月只能领受政府的救济金，目前许多归国的日本遗孤仍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底层，难以适应日本社会的正常生活，她们带回去的子女，因为中日两国文化不同，也很难适应日本学校的学习。有一些遗孤后代就和当地华人黑社会一同犯罪。这一点，相关情节我们可以在唐探3里看到。渡边胜就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抛弃了一同带来日本的妻子和女儿。而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小林杏奈的母亲铤而走险，为女儿偷蛋糕吃，而被警察抓走，最后病死在狱中。而小林杏奈从此走上了一条为母亲复仇的道路。

除了已经确认身份归国的2700多名日本遗孤外，还有一些申请者未被日本政府确认的疑似人员。哈尔滨市的林凤芝（推算年龄80岁）1960年从去世的养父口中得知，自己是日本人。2008年她到日本提出申请，但愿望没有实现。她表示，时间过去很久，能给自己作证的人都已经去世，应该也很难重新申请。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目前没有人成为认定的正式调查对象。厚生劳动省认定遗孤需要经过综合调查，取得客观的证据。一位遗孤的相关人士表示，据称有的人并非遗孤，但通过假证词获得认定，政府或需要慎重应对。

神户大学社会环境论教授浅野慎一表示，日本政府以找到遗孤的近亲和户籍作为认定的主要标准。不过由于标准严格，有的人尽管明显是遗孤但却未获得认定。或许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认定方法"。前述日本政府在战后清理未归国者和在中国生育子女的户籍的做法，在此时就显示出恶果。据估计，未能获得确认的日本遗孤达400多人。

写到最后，我还是要把笔墨留给那些养育了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们。如果没有他们在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这近三千名日本遗孤可能等不到他们归国的那一天，就成为路边的一具无名尸体。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达3500万人以上，却在胜利的那一刻，“以德报怨”，收留了这些敌国子女。而他们的亲生父母可能就在不久前还是一幅“殖民者”的恐怖嘴脸。

在很多报道中，日本遗孤在提及自己的养父母，还是会流露出深切的感情。他们中有些人在日本落下脚后，会把养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对于无法一起在日生活的，有的日本遗孤会定期寄生活费给养父母，即使在自己也很艰难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