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恋》：轻盈的生活与沉重的历史

电影《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部典型的媚俗之作。根据昆德拉的观点，媚俗意味着将现实中难以直面的丑陋和复杂性排除在美学视野之外，从而构建出一种理想化的美感。《布拉格之恋》虽然探讨的是存在之轻的主题，但通过其浓烈的情感和高度美学化的视听表现，却巧妙地避开了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沉重。即便如此，这部影片依旧展现出深刻的情感力量，因为它塑造了电影史上最纯净、自由的灵魂之一——Tereza与Sabina，这两个角色成为了这种灵魂的双重视角。

一、存在之轻与历史之重

Tomas与Tereza的相遇并没有让他摆脱无尽的性冒险和虚无主义的困扰，反而，他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于两人情感关系的危机。爱情的重量并不能平衡追寻新奇体验带来的刺激感，即便在与爱人相处时，存在的空洞和虚无仍旧会在某些时刻显露出来。在许多男性创作者的作品中，对虚无的探讨常常与性爱紧密相连，因为爱的超越性和性爱带来的个体界限被打破的感觉，是人们最能直观感受到超越存在的途径。例如，在大岛渚的《感官世界》中，情侣之间的性爱并非色情的表现，而是沉重、苦涩甚至绝望的，这种试图摆脱束缚以达到至轻境界的情欲探索，反而凸显了肉身存在的沉重和难以逾越。将这段私人经历置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背景下，则进一步表达了除了个人领域之外，历史和时代同样是一片荒芜，生命无法从中得到解脱。

相较于《感官世界》对历史和个人的双重否定，《布拉格之恋》展现了一种媚俗的倾向。当爱情的激情消退，生活再次暴露出其狰狞的一面，而此时苏联军队正入侵布拉格，历史的重压让Tomas和Tereza瞬间跳出了个人情感的泥潭，卷入了时代的洪流。面对枪声、人群和时代的剧变，个人存在的轻盈在共同的使命感、激昂的悲壮感以及人性中强烈的道德力量面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量。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序言中借由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经历所阐述的那样，当法国抵抗运动结束后，人们重返私人生活，却发现并未获得预期中的幸福与安宁，反而陷入了更加模糊不清的状态，失去了只有公共生活才能赋予的自由与力量。

借助历史的重力来挽救存在的轻盈，通过公共性来拯救私人生活，这方面的另一例证是娄烨的《夏宫》。如果缺乏特殊的历史背景，影片中的情感纠葛可能会显得平淡无奇，只有当历史的转折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相融合时，这些情感纠葛才具备了悲剧的力量。然而，娄烨和菲利普·考夫曼对于个体在动荡时代下的命运走向有着不同的处理。娄烨的作品更加悲观且真实，经历了历史与情感双重创伤的主人公最终成为了一个情感淡漠、生活在阴郁城市中的孤独者，仅靠残存的欲望维持生存。而考夫曼则为Tomas和Tereza设计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在生命因历史的冲击而变得面目全非之前，为他们的人生画上了饱满而动人的句号。然而，这样的安排也暴露了电影的媚俗之处。

若没有布拉格之春，Tomas和Tereza或许会演变成如同《苦月亮》中那对互相憎恨的情侣。而如果没有突然降临的死亡，他们在乡间的生活也终将被历史的重力所吞噬。Tomas的命运似乎令人羡慕，即使在苏联占领下的捷克，他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国家暴力也不过是被迫签署悔过书，并因此失去外科医生的职业资格。甚至在他不得不从事擦窗工作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体力劳动者的疲惫和落魄，反而还在一位寂寞主妇家中邂逅了新的恋情。历史的残酷在雅纳切克的音乐中，在Tomas充满性吸引力的面容中变得如同皮影戏一般虚幻。在考夫曼的处理下，生活本身被提炼和美化，历史也被净化并工具化，仅仅作为解决私人困境的手段，作为渲染自我悲壮的背景音乐，而剥离了所有残酷、激烈和荒诞的成分。

二、Tereza与Sabina

在这部电影中，Tereza、Tomas与Sabina不仅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而且构成了从重到轻的连续光谱上的三个关键点。Tereza最为纯洁严肃，Sabina则最为自由不羁，而Tomas则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既没有Tereza近乎神圣的精神力量，也无法像Sabina那样毫无保留地勇敢和决绝。

在三人中，只有Sabina没有出现在布拉格的抗议现场。她不像Tereza那样拍摄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街头的尸体，也不像Tomas那样加入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的人群中。相反，她迅速决定移民瑞士，并在那里找到了新的恋人。在日内瓦的捷克流亡者聚会上，她对那些谈论勇气、独立和抵抗的演讲嗤之以鼻：舒适的公寓、丰盛的酒宴、逃避现实的说教，没有什么比这更媚俗和讽刺的了。对于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她只记得鲜花、服装和被踩掉的鞋子；比起历史的选择，她认为饮食和调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餐厅里播放的低俗音乐，对她来说比镇压和暴政更不可原谅。她不在乎家庭、党派、国家、历史、政治立场或公民责任等价值观念，而是通过情欲、画像、镜子和不断的逃离，过着一种不向任何立场妥协、不与任何人建立联系的至轻生活。

另一方面，Tereza冒死带出的照片在自由世界已经成为过时的陈词滥调，是众多兴起又消失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与其他主题如园艺、仙人掌、法国裸体主义者并列。这些照片中的弹孔、血渍和燃烧瓶的烟雾，承载的所有愤怒与希望，都无法引起日内瓦报社编辑的同情和惋惜，反而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和尴尬。Tereza是天真的，她不知道真实的经历往往难以保存其真实性，而是注定要在日常生活的磨砺中逐渐磨损和消失；她也不明白即使最真挚、最纯粹的爱情也会在某个冬日午后毫无预兆地散发出腐败的气息。她对生命有着真诚、纯粹而不经思考的信仰，也因此对所有不够真实、不够纯粹的存在完全敞开心扉：她不懂得如何掩饰自己在爱情中的痛苦、苦涩和嫉妒。Tomas需要Tereza，因为她能够用纯净的目光映射出情感与欲望的和谐统一以及生命沉重而严肃的本质；Tomas也需要Sabina，因为她能够传达解除责任重负的甜美福音。

Tereza与Sabina的相遇，是至重与至轻的碰撞，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的生命真相的交汇，这一相遇所蕴含的震撼启示，在两人相互注视、彼此赤裸的场景中得以充分展现。“脱下你的衣服”，原本是Tomas用来开始每一次性冒险的挑逗之语，在这里却恢复了其原始的激进与庄严。摆脱习惯的外壳，突破防御的界限，除去出于羞耻、恐惧和警惕的遮掩，即使像Sabina这样自由的人也会在无目的的袒露中感到胆怯和颤抖。当身体不再追求快乐、不再承受痛苦、不再扮演工具的角色时，存在显示出了其全部的无意义及其无可消解的重量；这重量是赤裸、真诚、谦逊的，而对这重量的爱与敬畏则在注视、见证和记录中得以实现。这一幕也是对“无法承受的存在之轻”的最佳诠释，因为存在的无法承受，并不是由于其无意义与自由的负担，而在于它的无辜和天真。

[1] 这一哲学表达与大岛渚本人的政治立场、政治经历以及六、七十年代日本整体左翼学生运动的幻灭有关，参见《东京战争战后秘史》。

[2]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Persepolis》中伊斯兰革命后赴奥地利留学的Marjane的见闻，异议者的悲惨命运在自由世界的年轻人眼中只是一种很“酷”的亚文化符号。